其次，孟子强调寡欲、无为，他说：养心莫善于寡欲。
（《孟子·公孙丑上》）在孟子看来，四端就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它体现了人类所特有的一种道德理性。孟子还指出，培养浩然正气，绝不能做亏心事情，否则，这种气就会变得软弱无力，就不再是浩然正气了。
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二、天下观的民本基础及其治国之道 孟子的民本论及治国之道是其天下观的政治基础。即丧失了民本立场，为暴君服务。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治国要得民心，平天下要得人心。
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所谓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揭示了春秋大国争霸的特点与实质。又本义是手，和口一样，都是人的重要器官，在殷周文字的各个部首中也较常见，选择它们来作为假借字的附加构件，并非偶然。
当然，最初假借字的这个口旁是可加可不加的，但随着后世文字的发展，附加口旁已是大势所趋。（作者：刘源，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来源：光明日报 进入专题： 殷商古文字 中华传统思维 。此外，殷代古文字还有许多和今天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概念，如表示人体器官的首（头）足（趾）手（又），表示动物的龙虎豹、兕鹿兔、牛马羊鸡犬豕，表示农牧渔猎的田狩擒获，表示国之大事的征伐祭祀，表示神鬼的上帝、河岳社，表示亲属称谓的祖父妣母兄弟，等等简文中的人伦指君臣、父子、夫妇六位。
但是，相关的出土简帛文献却展现出一幅别样的图景。稷下集成之作《管子》的学派归属虽争议极大，但其中的天道思想则既丰富又显明。
《成之闻之》说，小人乱天常、逆大道，而君子则是治人伦以顺天德。阳气炽盛时阴气便开始萌动、积聚，形成秋冬的收获与肃杀，并在肃杀中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对生命的孕育。具体而言，就是效法四时由春夏之生到秋冬之杀的时序施政养民，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在春夏布德施赏，辅助万民生产。而这，正是先秦天道观中人文理性的觉醒。
只有因顺自然规律而行，才能取得内政和外交的成功。荀子的思想有别于孔孟，其天、神、道都是更加趋向于道家思想的自然理法。其精深的宇宙生成论的最终指向，还是为了建立和规范人间的纲纪。总体而言，近年出土的战国简帛，虽然也有上博简《鬼神之明》这类质疑、挑战鬼神的文献，但是，前举为数不少的竹简和帛书显示出时人对殷周天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但由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出土竹简中的文字表述可见，鬼神观念在这一时期依然存在。而人类也在阴阳的交汇、四时的轮转中获得养育，年年有收成、岁岁添新丁。
阴阳的聚会、融合形成了世间的万物：春夏地气生发、阳气累积，生命萌发、滋长。不过，最初那个至上神的主观意志逐渐演变为一种可以感知、可以体悟、可以效法的，具有客观性的自然规律和自然法则，成为人类制定自身政治制度的终极依据。
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以祥和义等理念为治国理政的关键。以此反观传世资料，也可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祥指遵循天常、敬重神明。在法家学说内部，商鞅不言天命、天道，他以人性为依据制定刑赏政策，驱民于农战。只是孔学刻意回避和淡化了天的神秘性，将人伦色彩赋予在天命观上。《经法》《十六经》《称》《道原》是出土于马王堆汉墓的四篇古佚书，学界习称其为《黄帝四经》。
天道恒久，覆载万物，所以圣人治国并没有什么心机巧慧，需要遵循的，是天道所展现出来的自然规律。从出土简帛文献中，也可见天道思想在这一时期还有相当多的留存。
而墨家的尚鬼则是直接复兴了殷商的天道观。与《命训》的大命小命相近的是《心是谓中》中的天命身命这一对概念。
在出土战国文献中，天道决定人事的思想并非帛书《黄帝四经》所独有。百家学说多有依据天道阐发其政治哲学和治国方略者，因此，不能简单地、笼统地说，天道思想在战国时期已然没落。
但被司马迁归本于黄老的韩非之学则对道多有阐发，认为道是万物之始、是是非之纪。孟子的天道观循着这一路径继续发展。四时、晦明、生杀、柔刚的运动和变化等，都是天地间永恒不变的规律，君主遵循自然规律布政授时，刚柔并济地交替使用庆赏和刑罚两种治世之术，使刑和德相互依养并适时转换，便可如天地养育万物、万物生生不息那样富国强兵，在残酷的兼并战争中取得胜利。道家学说中，作为最高本体的道，成为人事取法的对象。
其追问的对象也包括鬼。郭店简《太一生水》《成之闻之》、上博简《恒先》、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以及新近公布的《五纪》等，都秉持这样一种天人关系论。
《心是谓中》认为人可以主动争取自身命运的某种改变，但取命在人要以断命在天为前提。在战国时期，已经完成了这一从神本到人本的过渡。
不过，与殷人对鬼神毋庸置疑的虔诚信奉相比，战国时期有鬼论思想的内部也产生了异路与分途。实际的情况是，其时有人不再信天，但也有人依然虔诚地信奉天道。
大命即天命，小命为个人命运。在《十六经》的《观》篇，作者借黄帝之口说，宇宙原本是一片混沌，现在天地分、阴阳别，春夏秋冬四时也离析而出。黄老学说是战国时期风行于世的政治思潮。出土战国简帛中的天道，多为由天地、阴阳、日月、四时所展现出的自然秩序与必然法则，这与殷商时期作为上帝意志的神秘莫测的天道思想有所区别。
若下民不顺从天常，必将遭受刑罚。天道虽然成为一种道德本体论，但至少在形式上，人道还是以天道为依据的。
由《经法》等四篇黄老帛书组成的《黄帝四经》在不同的篇章里、从不同的角度反复论说毋逆天道，则不失所守的思想，要求君主治国理政必须以中正的态度和虚静的心灵恪守天道。在殷人的心目中，上帝以自身的意志，主宰着自然界的风雨以及人世间的一切祸福吉凶。
战国是一个变法图强的时代，商鞅等人的法家学说在现实政治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战国时期，最显赫的思想学派——儒、墨、道、法，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天道思想。
